小红点好烦恼

小红点最近很烦!

7月间公开支持国际仲裁庭对中国、菲律宾南海领土纠纷的仲裁判决后,耳根就难得清静。

在中国做生意的朋友,同桌吃饭最怕中国人提起这个问题,总怪说小红点也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就是不断向美国人献媚,要和中国作对。

不说不敢和现在已经是崛起大国作对,朋友也不敢和同桌的大爷们抬杠,今日今时他们一任性,你就有好看。

他的生意大本营在上海,最让他担心的是机场管制人员一任性,他惯乘的新航班机在上海降落可能要经常误点了。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这几个月在中国和官方有点来往的朋友都在吃闭门羹。已经谈好要出版的新加坡著作不出版了,本来受邀到广州演讲的医生朋友,也被通知不必去了。是不是有其他考量我们不知道,但总让小红点担心。

更纠结的事终于发生了,11月23日9辆从台湾军事演习结束后要运回小红点的装甲车,途经香港港口时被扣留了。小红点的阿兵哥41年前就开始在台湾进行军事演习,装甲车无数次顺顺利利的来回南中国海,停靠香港港口应该也不是新鲜事,但这回就被以违反申报条例而被扣留。

当媒体还在推论香港的行动是否是受到中国的指示时,5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表示,就此事已向小红点政府提出交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来往,包括军事交流与合作。

在与中国建交之前,中国就知道小红点的阿兵哥在台湾的山野里扛着枪,开着坦克进行真枪实弹的演习,听说邓小平还首肯小红点在与中国建交后,继续在台湾进行演习。国际上都知道小红点曾是中台的中间人,第一次的中台官方会谈“汪辜会谈”就在小红点举行。

今天邓小平不在了,中台关系也起了变化,中国也不再是邓老时代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小红点商人投资,要向小红点学习的落后贫穷国。江山代有才人出,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巨龙飞腾在天,小红点里的小龙只能仰天瞻望。

但小红点也不能放弃在建国艰难时期伸长出援手的友好。不只如此,都说小国无外交,跟谁都要打笑脸,哪个大国都得罪不起。这回就因为不懂得如何运筹帷幄强出头而把中国得罪了。

上网去查一查,其实这回支持南海仲裁判决的亚细安国家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越南等。但马国首相纳吉最近到中国访问,收到高格局的接待,中国还答应帮忙在柔佛州建港口,让许多人已经开始在唱小红点的港口,10年后就是门庭冷落货轮稀。

最让人大掉眼镜的应该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吧,本是南海纠纷仲裁的一方,在中国访问却不提裁决,积极向中国靠拢,弃美投中。

小红点真的是哭笑不得,现在是一身蚁。九辆具有高度精密科技的国产装甲车现在命运如何还没有下落,未来在台湾的军事演习又如何能在不得罪中国的情况下继续,真的是考小红点的外交智慧。

这外交智慧还得考虑到中国各媒体、专家教授兴风作浪的评论,利用社交媒介的便利,不但制造了民间的许多误解,也飘洋过海的影响了小红点的许多国民的情绪。

小红点好烦!

本文刊登在12月4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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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的瞬间

 

上星期天在电视前观看李显龙总理现场直播“国庆群众大会”的观众,肯定会被李显龙演讲中途,突然间摇摇欲坠的一幕吓坏。电视观众看到的只是那几秒间他脸色突变,好像要晕眩的瞬间,过后镜头就转到场内的群众。

我急得立刻从沙发跳上来,好担心李总理是不是倒下去,但看现场群众都坐在原位没有特别惊动,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短短的几分钟,手机讯息已经到处在传播,人人在担心,人人在祈祷,李总理不能有事。

还好很快的新闻网站就发出了几位部长在台上的照片,国防部长黄永宏扶持着李总理,他还微笑着挥着手,神志清醒。

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李总理又回到了讲台上,把他未讲完的演讲再继续讲完。

他讲起来还是中气十足,笑声依然开朗,但相信在场或在家观看的新加坡人,都希望他快快结束这场已经进行超过4小时的演讲,赶快到医院检查,好好的坐下来休息。

作为一国总理不易,作为新加坡这个小红点的总理更不简单,日理万机的处理国内事务不说,还要为新加坡立足国际、建立人脉网络东奔西跑。

一个在夹缝中求生产的小国,新加坡不但要和左邻右舍搞好关系,也要和世界大国友好。但有时要讨好这些国家并不容易。

最近的南中国海问题,就让中国认为新加坡不顺从中国的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纷争问题新加坡虽然是沾不上边,但新加坡必须有立场,就是维护国际法,接受国际仲裁庭的裁决。

一个小国要有立场就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可是就如李总理在演讲中所提到的:“强权即公理”不可能是小国认可的国际关系运作基础。下个月要访问中国重庆的李总理,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取得中国领导人的谅解,应该是要费一番口舌。

这几年来新加坡与马、印的关系算是非常良好。特别是与大马的关系,和印尼的关系也不错,虽然常常要听一些印尼部长的风凉话。维持关系要靠经营,本来预订在星期四(25日)要到印尼与佐科总统会面的访问,就因为李总理一星期的病假而无法成行。

64岁的李总理,年纪不算是很大,但曾经两次发现体内有癌细胞,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月发现前列腺有癌细胞,2月动完手术,休息一星期又回返工作岗位。这一两年来风尘仆仆的奔波,如何养身?

继承着父辈那一代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经过50年苦心耕耘,总算在国际版图上被承认是个发亮的小红点,要如何让小红点光芒不会熄灭是件不容易的事。在七十年代曾经与新加坡同样名列亚洲四小龙的台湾,资源比新加坡丰富,但在过去40年原地踏步,经济发展没有起色,怪谁呢?新加坡未来50年如果行差踏错,也可能没落衰退。

为国为民不是口号而已,更不是在竞选时为了掌权而呐喊,身体力行最重要。李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晕眩的瞬间,让人们看到总理的操劳;但身体不适仍旧坚持要完成他的任务,不仅让新加坡人感动,也赢得世界的掌声。

作为新加坡人,我以有个尽心尽力,为新加坡鞠躬尽瘁的总理而感到骄傲,希望他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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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载客

最近开始用手机叫车软件,方便当然是无话可说,只要输入要去的地点,软件就会告诉你车资是多少、私家车司机多久后就会到你所在地等资讯,手机上还可以看到司机当前的所在地。遇见过的司机也都彬彬有礼。

加入手机叫车软件的私家车司机,有些是全职,有的是兼职。全职的多数是租了软件公司的出租车,兼职的多数是自己本就拥有一辆车,就利用自己的车子和时间,赚取外快。

私家车载客,人人都可以成为公共交通业者的一份子,当然就抢了德士司机的不少生意,德士公司当然也受影响;但对搭客来说,市面上出现更多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更方便舒适的达到目的地,对德士司机只能表示同情,对德士公司只能说,他们的商业模式跟不上时代。

以往经营大众交通工具的业者,可以说是受保护的行业,只有得到政府执照的公司才可以经营,这当然这是为了保证经营的公司,为大众提供可靠的交通服务。但也因为如此,经营公交权就只落入数家公司。

叫车手机软件出现,打破了这个局面,利用科技配对了需要车辆乘客和能够提供服务的司机,简化了公共交通业者的许多商业程序和要求条件。

一位兼职的司机,利用本身正业上的方便,一有空档时间,就把手机软件打开,开始接受乘客,这一来就增加了收入。这位年轻人说,他的车子多一年半就要报销了,他要为新车车价的40%首期 筹资,所以就利用这个方法赚外快。

对他来说,这个赚外快的方法非常简单,又不影响正业,何乐不为?

另一位司机本来是开德士,但决定去向手机软件公司租车成为他们的司机。他表示,现在每天的租金是50元,而德士第租金却是百多元。虽然软件公司要抽他车资收入的20%,但至少他每天驾车的成本较低,不必为每天百多元的车租操心,而且不必受许多管制德士的条规所绑,如一天必须开车一定里数的规定等等。。

曾经当过德士司机,所以他也明白德士司机现在面对的困境,也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德士司机会转向手机软件公司租车。

随着政府批准了两家手机软件叫车公司提供乘客载送服务,接着下来肯定也会再批准其他公司进行同样的商业模式,德士公司肯定要想方法去应付这个新科技带来的挑战。

在互联网已上了智慧手机的时代,许多人的工作方式改变了,许多传统的行业也被颠覆了,如果还停滞不前,肯定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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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玩年”

cropped-p1000452.jpg又来到年终的时候了。
回顾这一年,庆幸自己日子过得充实、快乐、健康。
去年5月退休前,其实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没有真正的规划,只想水到渠成,就随意顺心的走入人生的另一阶段吧!
从忙忙碌碌,工作了三四十年的职场退下来,有很多人会不习惯,特别是那些有高职位有头衔的职场人,人走茶凉,被冷落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君不见许多人就是继续在职场上效劳,为的是享受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光环。
但有时选择由不得你,所以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就接受这个阶段的事实吧!。
就像在打拼人生的阶段时,人在江湖,为五斗米折腰时,不努力不拼命不可以。来到进入退休阶段,要拼命,命不够硬,肯努力,机会却不多。
退休的阶段,就是享受过去打拼耕耘的成果,是挥霍过去累积的老本、人脉、知识和健康的时候。
有些人无法享受退休生活,是缺乏老本。没有老本是因为没有做好退休的财务规划,当然有些是逼不得已,无法累积老本,只好落得老来还得为三餐张罗。但有些是有了不少的老本,仍旧劳累的累积财富。如果累积财富是个人兴趣,那无话可说,如果是为了子女,那就大可不必。因为如果子女无能,留下财富会让他们继续无能,直到一天花光遗产已经无法自力更生。如果子女能干,他们会自己创造财富。
有些退休朋友,是自愿也好,被迫也好,负起全职照顾孙子的责任,结果是比退休前负起更重的任务。子女比老板和上司更难侍候,特别是照顾他们的宝贝时,不但不能出差错,吹毛求疵的育儿经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理解。
含贻弄孙是古代祖父母的美好时光,今天弄孙玩玩就好,含贻喂饭不是好玩的事。
退休生活不是进入晚年,应该是进入“玩年“,多与从前工作忙碌时无法常见面的朋友聚聚餐,拾起放弃过的嗜好,学习一直想拥有的知识或技术,趁还能走得动到处去走走,有时间就去运动养好身体。
2015年很快就过去了,人生也一样转眼就会来到最后的阶段。这一年如果无法好好的把握,那就白白的过去了。退休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好好的享受,很快的就会来到结束的时候。
祝福所有的退休人士,在新的一年,享受“玩年”,为自己的快乐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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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唱着的歌

就像当年新谣创作者的纯真和执着,宝翠和她的团队,耗尽心力,到处寻求赞助,只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想,把我们曾经拥有、在独特环境下、由一班爱音乐、爱华文的年青人,为我们留下的民间音乐历史,用一套记录片,把他们的努力、心血、感情和挫折,留影留声定格在数码影片中。
记录片从一群南大生,从文字上的诗到能唱出来的诗乐,记载着南大无奈关门的伤痛,开始了校园歌曲的前奏曲。教育制度上的转型,华校出身的中学生,突然来到全以英语教学的初级学院,新谣创作抒发了心中的茫然和对华文的不舍,一支支的校园乐队合唱小组成立了,一首首新谣在翻字典拼功课之余诞生了。
那20年华校生一步步的走入历史,华校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八十年代出生的已经不知道华校为何物,还好有新谣,让新一代认识华文也可以那么美丽的记载着当年华校生的风华和才气,并孕育了我们今天好几位在国际乐坛上发亮的作曲人和歌手。
以现代说法,那是“软力量”。在韩国大力打造韩流来吸睛吸金之前,英美的流行歌曲文化已经收买了全世界的歌迷,英国的“披头士”,瑞典的ABBA,美国的Carpenters 等等好几位著名歌手,带动了我们华校生听洋曲学英语的热潮。
今天中国以庞大的人口,不难找出好歌手好音乐人才的优势,投入大量的资源制作了一套又一套高素质的“软文化”电视综艺节目。拜电脑网络的方便,以及他们刻意的经营向外输出,中国的好声音可以说已经是传遍全球有华人的地方。
今天我们也有好歌手好音乐人,已在海外建立了地位,如歌手孙燕姿、林俊杰、阿杜、陈洁仪、蔡健雅、巫启贤等人,音乐人如梁文福、李伟菘、李偲菘、许环良等,国人对他们也很熟悉。但他们的光环,名成利就的收获,并没有带动新谣再度掀起热浪。
我们不断的在担心,学校靠着考试来强制学习华文,抹杀了兴趣和学习动力,让华文水准低落又低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利用我们本来就有的“软力量”,让新谣吸引学生的兴趣,让21世纪的学生赋予新谣新的生命力。
新加坡人已经习惯政府的带动,复办新谣节需要官方的支持,学校里更要大力的推动学生创作属于我们的歌曲。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没有理由新谣就只存在宝翠执导的《我们唱着的歌》,应该把我们唱着的歌,让全世界的人一起唱。
复兴新谣,发掘我们的软力量,让学习华文更有热忱,或许是官方应该有动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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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50 年

我出生在5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那是与殖民地政府斗争争取独立的政治动荡时代,我少不更事。六十年代殖民地政府决定让新加坡独立,条件是必须是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州。当我们还未把马来西亚国歌背熟,50年前的今天,李光耀在电视上,眼眶含泪,哽咽着宣布新加坡被迫必须离开马来西亚,自力更生,自己建国。

50年后的新加坡,金禧国庆一早,电视上重播李光耀当年宣布新加坡独立的宣言和记者会,让大家回味那心酸的一刻,那无可奈何的决心,那义无反顾的坚定。可惜李老已经不在,如果他还健在,相信他会笑容满面、自豪的对全国人民说,50年我们安然度过。

今天的小红点能以自豪的心情庆祝金禧国庆,不是没有理由。

从毫无心理准备必须自己当家,一无所有连食水都得靠本来以为可以相依为命的马来西亚供应,今天的一切,看似来得容易,走过的人就冷暖自知。

也有人认为新加坡是个小国,地小人少,容易管治。说得也没有错,但即使小国,甚至是小公司、小家庭,管理不当,还是会破产收盘、倾家荡产、家败人亡。

新加坡人应该最感到骄傲的是新加坡人的住屋环境。在一个小地方,80%的人民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且这些外人所谓的公屋,新加坡人称为的组屋,一点也不像一些国家的公屋,拥挤简陋、日久失修、最后沦为贫民窟。

努力的绿化环境,带来清新的空气,那是城市国家不容易做到的一点,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只有当邻国的烟灰吹到家门口时,才会发现空气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自由享受。

50年走过,一步一脚印的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入发达国家。新加坡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有余力去帮助别人,除了庆幸新加坡一开始就有个有效率的政府外,新加坡人民也做出不少贡献。

虽然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能团结一致一起携手克服困难。六十年代的种族冲突,政治黑手玩弄的少数人冲动,没有让大多数人失去理性,今天的新加坡人懂得珍惜和平共处。

七十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人们离开了他们熟悉的“乡芭”,让路给工厂和组屋。八十年代经济开始起飞,教育文化被边沿化,历史和传统在现代化快速的脚步中,跟不上就被淘汰。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大家愿意缩紧腰带减薪度过难关。2003年被“非典肺炎(SARS)”侵袭时,新加坡人做了最好的榜样,让世界许多也受其害的大国子民感到汗颜。新加坡的医生没有做逃兵、新加坡的病人乖乖的在医院隔离,不把病菌向国人扩散。

今天的新加坡人,有了高素质的生活,眼界越来越高,没有经过巴士半小时一辆也不见踪影的年轻新加坡人,地铁瘫痪是不可原谅的错。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让人感觉到越来越多声音,在批评新加坡的不是,在挑剔新加坡的不好。

生活在新加坡,作为新加坡人,到底好不好,各有自己的看法。要如何使新加坡更好,如何像以往一样的携手向前走,那是新加坡的挑战。

李光耀在世时常常担心,新加坡这个国名是不是能永续的存在,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我中学用过的地图上出现的几个国家,今天已经不在最新的地图里。

我肯定看不到新加坡百年国庆,只能祝福这个养我、育我、我爱、我惜的国土,永远和平、富足,人民安居乐业。

祝福新加坡金禧国庆,国泰民安。

(本文刊登在今天马国的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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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纪念堂

在我参观过的纪念碑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这是纪念在越南战争中战亡的美国士兵的国家纪念碑。

这是一面纪念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五万多名在越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的姓名。纪念墙位于一大公园,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呈V字形纪念墙,两边低,慢慢的依斜坡向下,墙面越来越高,上面刻着的名字越来越多,每个名字触目可见,触摸得到。

看着这一个个,你可能认识,也可能完全陌生的名字,我相信每个人的心情都一样沉重,这些战死沙场的军人,都因为战争而被牺牲了。

越南战争在1975年4月30日结束,纪念碑在1982才正式揭幕,之间也经过多次的争论,在公开设计比赛脱颖而出的是一位耶鲁大学建筑学系的华裔学生林璎。她的设计没有一般纪念碑的传统因素,如爱国文章和英雄雕像,而她的华裔身份,也非常敏感,所以在纪念碑揭幕时,连她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我是在1986年到美国交流时,去纪念碑参观,不但当时给我很大的震撼,到今天我还是印象难忘。看着一个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想象着他们在战场时倒下的那一刻,那种无法自救、同袍也救不了你,无法和亲人告别,在痛苦中离去的场面,就令人感到心酸,一面憎恨着战争的无情,一面反思着和平的可贵。

地球上有数以万计的纪念碑,旨在让后人不会忘记纪念碑纪念的人与事。纪念碑要后人记住的人,绝大多数是要记住那个人的好,那个人的贡献;要纪念的事,绝大数是不好的事、惨痛的经验。

在东德与西德统一后不久,我和一群新闻工作者受邀到原是东德管辖的区域旅游。东柏林处处还可见到斯大林的高大塑像,特别是在一些大交通圈中央,四面八方经过的车辆都不会错过。导游说,很快的这些塑像就会被新政府一个个的拉下,而被人民私下拉下的斯大林塑像已经很多。

想起曾参访过的纪念碑,那是因为自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3月23日逝世后,民间就有许多声音,要为他设立纪念碑或纪念堂。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就这件事发表演说时说,他的父亲刚逝世不久,大家不应急于决定,应该等待一段时间过去,让大家心情和想法沉淀后,才冷静谨慎地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决定。

李光耀生前很清楚的表示,不需要也不希望后人为他立碑,但不反对设立纪念堂来追忆建国元勋。不推崇个人崇拜,一直是李光耀的作风, 但李光耀、他的团队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新加坡建国的重要历史,纪念碑或纪念堂都是国民教育的最好实体。

这一纪念碑或纪念堂,如果能让后代新加坡的子子孙孙,记住新加坡建国经过的坎坷道路,而珍惜所拥有的一切,那就有着存在的价值。

李显龙总理已经委任一个委员会,去构思建立建国元勋纪念堂。我希望落成后的纪念堂,就如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一样,让每个参观后的新加坡人、外国人都不会忘记塑造新加坡精神的建国先驱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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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光耀时代成长

李老往生的第二天,写了这文章后就出国了,在国外一直无法放上这个的部落格,刊登在早报,也在facebook上分享。做为一个记录也好,分享也好,今天想起再上载。还是想着他的好,忘了他的坏,念着他的功,忘了他的错。

 

我可以说是李光耀时代成长的一代人,我们从殖民地时代,经过争取独立、到和马来西亚合并、再退出马来西亚,从一个一无所有被逼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到今天的富裕小国,这路走来,李光耀形影不离。

大学毕业后,1975年有幸进入报社服务,有更近一步的机会接近这位新加坡的开国功臣。

在《联合早报》任职时,采访过无数次他的活动,写过多少次他的演讲,他永远是一个令人敬畏的领袖。

他的演讲篇篇都是字字珠玑,深入丰富,生动有力,分分捉住观众的心弦。演讲应该是他与生俱来的天分,在不需看着演讲稿的情况下,他可以滔滔不绝的谈上两个小时以上。

在他当总理时每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一晚可以独自谈上三个小时,道出新加坡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方案,未来的挑战。年复一年,他不是光说不做,他说到做到,带领新加坡走到今天。

就记得他说,如果他今天开始把办公室一盒小小的回旋针拿回家,明天他的秘书就会把办公室的其他文具也拿回家。政治上的清廉洁癖,让他不会放走新加坡任何一个贪官污吏,即使那曾是他最欣赏的部长,他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僚。

你可以形容他无情,特别是被他认为是异己者,他是绝对不会手软;他觉得是为新加坡好的,他会全力以赴,排除万难,甚至要背上历史的罪名。

历史无法回头,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强硬,今天的新加坡在哪里?但在他治理下的新加坡,我们看到今天的成就,你就不能不佩服他独到的远见和魄力,你不能不欣赏他的领导能力,能动员一组和他一样献身的团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经济奇迹不是他唯一的关注。记得有连续好几年11月的星期天,我要一大清早起身去采访他的植树节活动,植树已经成了新加坡的传统。把新加坡绿化列为建国一大要事,这对必须拼经济成长的前提下,有点不可思议,但就是因为有这种非只关心经济数据的思维,才让小红点成为绿意盎然的花园城市。

他不要新加坡人只生活在毫无感觉的钢骨水泥城市,他不要组屋林立的社区里,各不同种族占据一方。他用行政措施让各族分散在岛国的各个角落,他绝不容忍任何种族特权或挑衅。今天我们享受着各种族和谐相处的氛围,是有远见、努力培养出来的国民感情。

在有心人挑他的不是的时候,我看到的总是一个为新加坡鞠躬尽瘁的开国拓荒者,有时苦口婆心,有时狠心鞭挞,执意的带着理性和感性的治国理念,把新加坡带到今天的地位。

纵然我也曾经被鞭挞,也曾经牺牲,也曾经埋怨,但我还是要感激生来逢时,在他的时代,脱离贫穷,享受今天的小康,生活在一个比世界其他好多好多国家更美好的小红点。

谢谢你,敬爱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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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的学校

很多新加坡人的小学,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庆幸我的小学崇福女校还存在,今年是100 岁了。能经历100年的学校,有多不容易。从曾经是2000多个学生的学校,到八十年代,不到百个学生,今天她仍在负起教育学子的任务,但早已不称为女校了,从市区搬到义顺,又恢复她当年在直落阿逸街曾有过的光辉时代 。

今年她庆祝100周年,校友会让我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往事。

1959年1月我穿上了白色的校服,走路到我家街头的另一端上课去了。

我家就在厦门街,靠近克罗士街道这一端,崇福分校在厦门街的另一头,现在的厦门街熟食中心。

那是一栋四层楼的大房子,以现在的角度来看,那根本不是一间学校建筑。当年的校舍,有好多就是从本来是大住宅房子改装过来。那座建筑我后来才知道本来是颜永成中学的校舍,后来让给爱同,爱同搬到在直落亚逸街的福建会馆,就成了崇福的分校。。

许多崇福校友或许不知道,在福建会馆里的崇福女校,竟然曾经有分校。那是因为学生太多所以就把低年级的学生送到分校上课。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孩子在五十年代都到了入学年龄,而市区在当时人口最密集。当时崇福和爱同的学生人数都有2000多人。我在厦门街的分校读三年后,才到福建会馆上课。

还记得我当时的兴奋之情,因为福建会馆是一座6层楼的新建筑,楼高六层,U形的建筑,左边是崇福,右边是爱同,中间是礼堂,礼堂外有个小广场,四楼有天台。

当时直落亚逸街一条街,除了崇福和爱同两间学校外,还记得在福建会馆旁边还有两间小学,兴亚和启蒙,但规模比崇福小得多。还有一间应新学校,在目前应和会馆的所在地,也就是靠近中国街的直落亚逸街,是应和会馆开办的。

一条街上有那么多间学校,可见有多热闹,但那时可没有今天的交通拥挤问题,因为学生都住在附近,我们都是走路上学。

回家的路上,小贩可多了。五分钱买一粒淋上七彩缤纷糖浆的冰球,还可以要求印度小贩叔叔把它切成两半,空手拿着冰球,一边走一边吸着上面的糖浆,糖浆吸完后白白的冰球已经越来越小,现在回想还可以感觉到当年那种简单的快乐。

沿街还有小贩卖“地甘”。什么是“地甘”?,那是一张张折起来的小纸张,贴在一张硬卡纸上,给一点钱(忘了多少),就可以扯下一张,打开里面写的就是你中的奖品。当年这些骗小孩零用钱的小贩,可真没有良心。

1964年我读小六,如今留在记忆里的不是会考的压力,而是7月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当时我读下午班,去到学校后,学校宣布暂时停课。年纪小,根本不知道种族冲突为何物,市区一带绝大多数是华人,看不到紧张的气氛。不需要去上课,戒严时间空空荡荡的马路就成了我们的游乐天堂。

那一年,戒严还不只是发生一次,2个月后又再发生种族冲突,又再停课。

小六停课后回到学校,老师也没有补课,家长不紧张,我们当然更无所谓。

那一年的会考我觉得很容易,不知道是因为教育部故意“放水”,还是我一向来就成绩不错。在小学六年,一直是名列前茅,一、二和三年级都是前三名,之后也都是第四名。

当年凡是班上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学校都会帮我们拍照。那个年代有张照片,应该是最大的奖励吧!到今天我还收着这些照片。

那些年,成绩不好的学生,也没有像今天会去找补习老师。记得我班上有个同学,乘数表一直背不来,老师就把他交给我“负责”,我还要到他家去给他背乘数表,还好我们是邻居。

由于我成绩好,老师的藤条不会找上我。当年的课室里,藤条与黑板、粉笔同为教学工具,许多男学生,不交功课或捣蛋,吃藤条是家常事。手心打后,吐个口水在上面搓搓手,脸不改色,回家后谁也不敢投诉,怕得是再换来老爸另一顿痛打,“为什么没有做功课?”

我只有一次被老师用藤条打手心,那倒是非常冤枉的一次,全班被打,痛的感觉已不存在,但那位老师生气的脸容我今天还记得。我们被打是因为我们从天台上体育课后回到课室,在下楼梯时跑得非常快。我记得我跑在后面,只听得前面的同学说快点跑就跟着跑,谁知道跑到课室后,老师不久后进来就把我们大骂一顿,然后拿起藤条,一人一鞭打在手心上。

虽然被打得冤枉,但也没有人投诉,更没有家长找上学校。

还记得我小时候非常的瘦,学校应该是认为我营养不良,每天上课休息时间,就要到二楼老师办公室外喝牛奶。那是女校工用奶粉泡好的牛奶,满满一玻璃杯要当场喝完。印象中那个女校工是留着一条长长黑辮子的“疏起”妈姐,感觉好凶,她看着你喝牛奶,不喝完不行。

今天的学生一到放假,学校就为他们组织出国旅行,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幸运,存在的一张照片是老师带我们到加东公园拍的全班照,那是一次难得的郊游。对住在市区的小朋友,加东是好遥远,能够出游,天大的事。

半世纪前的回忆,已经模糊;当年少不更事,没有留下人生精彩片段,那只是人生开始正式学习的一段经历,但崇福的良好校风,打好我日后学习生涯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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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山

繁华的大都会,老鼠来攻山,成了一山之王,猫儿施展不了猫爪,狗儿看到老鼠一拥而上,也吓得夹尾而逃。

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但对付这些入山能钻,行动敏捷迅速、又有智慧的“小游击队”也要动员大批人力。每天派十多人,动用设笼捕鼠,下毒药等古老手段外,还把红外线等科技派上用场,经过八天的努力,总算可以说,已经捣毁老鼠山。但这些“小游击队”的残余分子是否是见势不妙,已另开山头,就不得而知。

灭鼠大战是新加坡岁末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报章上刊登的照片,显示一队穿着制服的人员,手拉着一条从山坡上延引而下的绳索上山,不看新闻内容,还以为是要进入山林,捕捉逃犯还是恐怖分子。

这个“老鼠山”如果是在郊外野林也罢(不过新加坡也没有什么郊外野林),偏偏就在武吉巴督地铁站不远处,这些“游击队员”有时耐不住寂寞,就到地铁站溜达溜达,这可吓坏现代城市人。

在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老鼠司空见惯,住在旧屋子里,哪家家里没有老鼠?但那时的老鼠是怕猫狗的。养猫狗不是拿来疼的,而是养来捉鼠看门的。

八十年代后,住屋环境改善很多,组屋林立,老鼠没有容身之地,八十后出生的新加坡人,一见老鼠惊为“外星动物”,一报有关负责机构,鼠踪即灭。

老鼠减少,但猫狗越来越多,家养的养尊处优,猫粮狗食丰富美味,哪要费力捉鼠,早已失去谋生能力。即使是野猫野狗,也有好心爱猫爱狗人士大发善心,每天风雨不改,常年供应食粮。这一来,老鼠没有了公敌,又有残余美食,繁殖力当然大强。

者也是有关当局的说法,老鼠之所以会占据武吉巴督山坡,就是因为该处常有人畏食野狗,野狗吃不完的就益了鼠辈。有了丰富的食物,老鼠乐得在山上养儿育女,建立山寨王国。

网络上爱动物人士认为当局推卸责任,因为之前已经有人报告鼠踪,是当局没有及时采取行动。

新加坡这个小国,想不到越城市化,动物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我年纪轻的七八十年代,我们还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太多的老鼠、野猫、野狗、甚至是野鸟的问题。那时的野猫是不需人特别去喂养,看到老鼠如见宝,老鼠命都没了哪有机会繁殖;野狗出现一通知有关单位,不久深夜听见几声炮竹声,第二天就不见野狗踪迹。自然界的生存规则规划着自然界动植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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